美国糖尿病协会（ADA）的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近期更新了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此举在亚洲人群中引发了广泛关注。本次修订特别针对亚裔人群的超重和肥胖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医生就此新指南的意义及对国人的影响接受了采访。

亚洲人群对体重增加的敏感性

体质指数（BMI）作为衡量肥胖的常用指标，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应用。不同地区会根据本地人群的生理特点和疾病风险对BMI标准进行本地化调整。目前，中国对成年人的BMI标准界定为：18.5kg/m²≤BMI＜24kg/m²为健康范围，BMI＜18.5kg/m²为体重过轻，24.0kg/m²≤BMI＜28.0kg/m²为超重，BMI≥28.0kg/m²则定义为肥胖。

然而，美国糖尿病协会的新指南建议对亚裔人群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BMI达到23kg/m²即被视为体脂超标；BMI介于23kg/m²至27.5kg/m²且无腹部脂肪堆积，被归类为超重；若BMI≥27.5kg/m²，或BMI在23kg/m²至27.5kg/m²之间但腰高比≥0.5，抑或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则可诊断为肥胖。

张鹏医生指出，新指南的超重临界值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基本一致，但肥胖的判定标准比中国现行标准更为严格，目的是将疾病的预防前移。世界卫生组织此前曾建议亚裔人群BMI≥23kg/m²为超重，BMI≥25kg/m²为肥胖；而非亚裔人群的正常范围为18.5kg/m²≤BMI＜25kg/m²，超重为25kg/m²≤BMI＜30kg/m²，肥胖则为BMI≥30kg/m²。

关于为何亚洲人群的体重判定标准更为严苛，张鹏医生解释道，除了东亚人骨骼和体型相对较小之外，多项研究表明，在相同的BMI水平下，亚洲人群的体脂率更高，患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显著高于西方人群。即使亚洲人移居海外并改变生活环境，这种高风险特征仍可能遗传给后代。

张医生补充说，中国现行的BMI标准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民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显著变化，该标准在学术界引发了诸多讨论。如果继续沿用相对宽松的标准，部分BMI在24—27.9kg/m²之间人群的实际健康风险可能会被低估，从而错失早期干预的时机。因此，有专家呼吁采用更严格的标准，以实现更早的预警和干预。

张鹏医生提醒，在理解BMI标准时，不应将其视为绝对化的、机械化的诊断界限。例如，新指南将BMI≥27.5kg/m²设为肥胖的临界值，但BMI为27.4kg/m²的人群同样需要关注。BMI本质上是一个连续的变量，所有诊断临界值都是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得出的“拐点”，在该数值附近，相关疾病的发病率会出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但这仅是统计学上的参考。人体的健康风险是随着体重增加而逐渐变化的，并非在临界值处发生突然转变。因此，持续监测体重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以预防肥胖及其并发症的发生。

BMI正常不代表健康无虞

体重秤上的数字和BMI值都在正常范围内，是否就一定代表体重健康？

“并非如此。”张鹏医生指出，“BMI存在一个固有缺陷，它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因此，有一类人常常被忽视——他们BMI正常甚至偏低，但体脂率超标，通常被称为‘隐形胖子’。”他表示，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罕见，例如缺乏锻炼、肌肉流失的老年人，体型苗条但腹部肥胖的中年人，或是看起来纤瘦但肌肉量严重不足的年轻女性。尽管体重不高，他们可能已经存在代谢风险。

为了提升诊断的准确性，新指南将腰高比等指标纳入诊断体系。指南明确建议，对于亚裔人群，即使BMI在23kg/m²至27.5kg/m²之间，如果腰高比≥0.5，或者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也应直接诊断为肥胖。张鹏医生解释说，相比于单纯的BMI，腰围和腰高比能更准确地识别腹部脂肪堆积，即俗称的“中心性肥胖”。这种脂肪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对代谢健康危害极大。

数据显示，男性体脂率超过25%、女性超过30%即提示体脂超标。然而，市面上常见的体脂秤易受饮食、饮水、出汗等多种因素影响，因此不必过分关注其具体数值，而应将其视为一个观察身体变化趋势的工具。

张鹏医生认为，新指南的一大亮点在于极大地细化了临床评估和肥胖分级，而不仅仅是筛查标准。新指南将肥胖分为0至4级共五个等级，每个等级不仅有明确的健康风险描述，还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甚至包括心理评分和身体功能等量化标准：

• 0级： 尽管体脂超标，但尚无任何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
• 1级： 开始出现亚临床风险，如血糖临界升高，但尚未发展成疾病。
• 2级： 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症状处于中等程度。
• 3级： 导致严重疾病，症状表现为重度。
• 4级： 已导致终末期疾病，症状极其严重。

支撑这套分级系统的，是一套全面的临床评估清单。医生不仅要了解患者的体重变化史、家族史、心理状况，还要评估其饮食习惯、运动模式、睡眠质量、社会生活环境等，并全面筛查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骨关节疾病、抑郁焦虑等与肥胖相关的合并症。

“肥胖的治疗不能像肿瘤治疗那样直接下达严苛指令，因为患者短期内可能看不到肥胖带来的危险，难以坚决执行，我们需要坐下来‘讨价还价’。”张鹏医生表示，医生提出最优方案A，患者坦诚自己能达到的程度，双方通过协商达成一个彼此认可的折中方案B。肥胖管理追求的并非理论上的最优，而是找到患者真正能够执行并坚持下去的可行之路。

体重管理：终生必修课

“新指南明确将肥胖定义为一种异质性慢性疾病，这为肥胖需要系统、持续的医学治疗提供了理论依据。”张鹏医生解释道，所谓异质性，是指肥胖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多样，涉及遗传、代谢、心理、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

普通人具体该如何做？张鹏医生介绍，医学界提倡“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的理念，即像管理血压、血糖一样，将体重管理作为贯穿一生的必修课：

• 对于消瘦人群（BMI＜18.5），体重管理的目标并非增重，而是增肌，关键在于增加优质蛋白质摄入，并通过合理锻炼增强肌肉。
• 对于体重正常的人群，目标是优化身体成分。在保持体重稳定的前提下，追求“肌肉多一点，脂肪少一点”的身体状态，远比维持一个简单的体重数字更有意义。
• 超重人群必须启动强化的生活方式干预。运动量应在国家推荐标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的基础上至少增加50%；每日热量摄入则需在正常水平上削减400至600千卡，这是阻止其发展为肥胖症的关键。
• 对于已达到肥胖标准的人群，如果强化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仍无效，应果断寻求医学治疗。其中，轻度肥胖（BMI28—32.5）人群可考虑药物治疗；中度肥胖（BMI32.5—37.5）人群应积极用药；当BMI超过37.5，达到重度肥胖时，药物治疗效果有限，通常需要手术干预。

“现实中，极重度肥胖者常常因身体负担过重、心理自卑而不愿外出，难以被社会看见。”张鹏医生强调，必须纠正社会对肥胖者的根本误解——过度进食和缺乏活动，绝非简单的“懒惰”或“缺乏自律”，而是疾病导致的生物学改变。许多患者的胃因长期过度扩张而处于“饥饿”状态，会不由自主地选择高热量食物。这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病理状态，不应遭受歧视。只有摘下道德评判的有色眼镜，才能真正帮助这些患者走上科学的减重之路。

“减肥最好一次成功”

“现代医学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于已达到肥胖症标准的人群而言，‘管住嘴、迈开腿’固然重要，但它仅仅是基础，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鹏医生介绍，人体是一个复杂的生物体，体重增长并非匀速线性，而更像一场持久的拉锯战——长期僵持后，常会出现突然的大幅波动。换言之，体重管理是一个持续、动态的监测过程，不能等到体重发生“跳变”后再仓促应对。

尤其需要警惕的是，那些可能导致体重在连续曲线上突然跃升的关键时期：断奶期、青春期、大学入学、初入职场、结婚、生育以及女性的围绝经期。在这些内分泌波动剧烈或外界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体重最容易失控。

“当体重处于临界状态时，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医学警示信号，提醒我们必须及时‘踩刹车’，避免其沿着连续曲线滑向疾病。”张鹏医生强调。

张鹏医生曾接诊过一位患者，10年前其初始体重为200斤。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成功减肥10次，每次减重均超过30斤，然而10年后，他的实际体重达到了300斤。这个真实的案例令人震惊。

“这背后是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在起作用。”张鹏医生解释说，患者每次大幅减重，身体都会误以为进入“饥荒危机”，一旦放松管控，体重便会迅速反弹，并倾向于储存更多脂肪以应对下一次“危机”。更糟糕的是，减重过程中脂肪与宝贵的肌肉会同步流失，而反弹时若未进行专门的力量训练，长回来的绝大部分是脂肪，特别是危害极大的内脏脂肪。短期内大量脂肪涌入腹腔，可能导致单纯性脂肪肝迅速恶化为肝炎、肝纤维化，也可能使糖尿病前期直接发展为真正的糖尿病。于是，“越减越重、越减越肥、越减越病”的恶性循环就此形成。

“因此，我们强调，减肥最好一次成功，切忌反复尝试。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甚至可能超过肥胖本身。”张鹏医生提醒，这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真正可持续的医学干预措施，而非孤注一掷地依赖短期生活方式管理后又迅速恢复旧习。

链接：减肥药能否成功瘦身？

张鹏医生表示，减肥药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并可能存在一定的不良反应，必须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需要强调的是，药物效果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有人反应良好，有人收效甚微，不可将其视为“一用就灵”的“减肥神药”。

减肥药通常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脂肪吸收、延缓胃排空或提高代谢等机制，帮助减少热量摄入，从而达到减重目的。但它只能辅助“管住嘴”，无法替代“迈开腿”。如果不改变高热量饮食习惯、不配合适度运动，停药后体重极易反弹。

一个普遍的困境是，患者服药期间体重下降，但一旦停药，体重往往会迅速反弹——这是当前药物治疗面临的最大挑战。去年，一项在纽约进行、覆盖38万人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用药3年后，受试者的平均减重幅度不足5%。而在临床上，减重未达5%通常被视为无效减重。这意味着，在现实中，真正通过减肥药实现长期体重控制的人少之又少。

药厂公布的临床试验数据与现实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背后有完整的医疗团队提供全程支持；而在日常生活中，患者往往独自用药，缺乏专业指导和持续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难以达到宣传中的理想减重幅度。